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自由还是迈向奴隶制的第一步

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自由还是迈向奴隶制的第一步?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

美国总统大选独立参选人

民主党初选期间,安德鲁·杨做出了实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提议,并围绕这一计划描绘了美国的经济愿景。该提议得到了伯尼·桑德斯的响应;他表示,丹麦、芬兰等国推行的收入保障体系或许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动力。

杨和桑德斯都认为,美国的生产自动化以及技术领域的其他变革对创造就业岗位、推动国家经济繁荣形成了负面影响,而推行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是解决当前困局最为有效的手段。

基本收入计划利弊兼备,是否施行这一计划需要全民、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充分讨论。然而在当前压抑的环境之下,此类讨论根本不可能开展。

如今,我们被强行纳入了全民基本收入框架,没有经过任何正当的民主程序,也无人对此负责。这笔收入被人称作“冠状病毒救济金”;报纸告诉大家,倘若国会通过法案,还会另有1,200美元寄到我们手中。

让我们退后一步,仔细考量政府寄来的这张1,200美元的支票。当前停工停产的抗疫措施令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无法继续经济生活、无以为生,而这笔救济金是我们得到的唯一一笔收入。不论诸位赞成与否,它从其本质而言都是“全民基本收入”的一种形式。然而,是不是有了这笔收入,民众之中就又会出现独树一帜的艺术家,大家就会踊跃参与志愿服务,我们就有了充分实现自我的经济保障?

不,很遗憾,这笔全民基本收入兀自从天而降,无人知晓是谁做出的决定,当然也不会有人询问我们的意见。在这笔钱的数额和领受群体等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发言权。有一件事确定无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笔钱远远不够。

同时,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讨论都把“收入”做为美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可没有一个地道的经济学家会相信这番谎言。目前美国的主要问题在于资产,在于资产的所有权,而控制资产的,是极少数富豪。

过于严格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令美国经济停摆,在短短几个月内导致了大规模失业。这场早有预谋的、人为的经济破坏令我们只能靠乞求全民基本收入过活,而正有一笔钱发到了我们的手中。

与此同时,亿万富翁和企业财团的CEO们却获得了数以十亿计的津贴。他们不需要领取救济金,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投机、印钞,通过掠夺我们攫取暴利。新冠疫情导致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只要这一转移过程仍在继续,基本收入便不会对改善民生有多大的意义。

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惨遭驱逐排挤,政府随意限制人们自由行动,我们的小店因此而关门大吉。不用多久,许多人便会陷入饥寒交迫、无家可归的窘境,除非我们立即采取行动。

在过去的五个月中,财富已经以指数级的速度流到了富豪手中,单单发放救济金而对真正的问题视而不见,只会招致可怕的灾难。先令我们陷入无计可施的困境,再逼迫我们接受救济,这根本是一场犯罪。

十二年,尤其是上三个月以来,超级富豪已经通过美联储印制了巨额钞票,并把由此而生的暴利装进了自己的口袋。倘若我们不夺回本应属于我们自己的财富,经济不平等问题将永无解决之日。

在诸位不经意之时,已有五万到十万亿美元无影无踪。只要我们对美国人为造成的贫富差距不闻不问,只要我们任凭社会上层的强盗将掠夺之物握在手中,政府的救济金就不是白白送给我们的。其背后是你我缴纳的税款 — — 当然不包括将总部设于海外的跨国企业交的税金,是与日俱增的国债,是民众日渐低下的购买力。

我们无法自己种粮发电,无法自己缝制衣物、打造家具、制作所需的日用品,只能在跨国企业运营的大商店内用公司支付的薪水购买商品,那些由国外低薪工人生产的商品。

政府已经变成了权贵手中的玩物。高层政府官员、法官、甚至中层官员都要有跨国财团和投资银行的授意支持才能得到任命,政坛更是黑暗腐败。

政府中真正的专家都已离职,政府的基本职能已经外包给私人公司 — — 它们承担了政府以往的工作,眼中却只有短期利益,视民众为草芥;它们的工作酬劳来自你我支付的税款,可它们从不忠于宪法,只把向老板输送利润当做首要使命。

只有在财富得到重新分配,政府行动完全透明,禁止富豪及其所控制的企业、银行肆意妄为,保证他们不再干涉政策制定、造成危险影响之后,我们才可以拾起基本收入这一话题。

我们需要考虑银行为何想让我们养成依赖政府的习惯,为何希望我们被动顺从。毕竟,倘若我们所有人只能围坐在电视机面前等待救济金支票邮寄到家,那么我们就无法组织在一起采取行动,无法建立自己的经济体系。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技术与所谓全民基本收入之间的关系。杨和桑德斯的观点是自动化、人工智能以及其他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作岗位大幅削减 — — 虽然生产力大为提高,但其他领域的工作岗位并未因此而增加,所以我们需要借助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来保护被新型技术产品取代的工人,保证他们的就业,让他们能够适应新的就业环境。

他们认为,就如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自动化与人工智能的普及,还有人人互动的终结都是不可避免的自然法则,无需纳入政策讨论。

然而,我们是否真的走到了别无他选的境地,是否一定要撕裂社会的自然秩序,为了迎接必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迎接自动化产品、无人汽车、机器人和无人机的统治而向贪得无厌、残忍冷酷的科技之神献祭?难道物联网真的可以交织出天国一般的世界?

普及人工智能是否符合上帝与人类之间的灵契?或者说,推广这种技术只是为了充实少数人的腰包,同时把普通大众推入贫穷困苦、依赖援助的深渊?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显而易见。回答它们需要就社会、技术、治理和经济问题开展公开讨论,而其参与者不仅仅是专家,还应包括对技术的正负面影响理解较为深刻的普通民众。还有,这场讨论应当秉持透明原则与科学精神,没有一心想从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渔利、将私欲包装成为科学事实的富豪的容身之地。

他们用生产力的提高来为基本收入计划正名,可就业岗位并没有因为推行该计划而增加。生产力就像是一头圣牛,除了受膏的大祭司,任何人都不得近身,而实际上,它不过是一个被炮制出来、用于东遮西掩的虚假概念。它不是万有引力定律或者热力学第二定律,而是一种片面强调某些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扭曲观念。

在编造生产力定理的专家眼中,照顾生病的母亲、打理社区菜园、为残疾人提供志愿服务、陪孩子玩耍等活动都不具备生产价值。

然而,倘若诸位为建设可有可无的商城毁掉森林或者农场,用工厂化农场、铀矿开采地排放的废水污染河流江湖,倘若某国四处宣战,他们却会认为这一切都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由此看来,就业多寡与生产力高低之间的断层并非单纯由科技变革所造成。

最后,我们需要考虑此时此刻美国所处的历史地位,考虑我们来自何方,然后才能讨论我们要去向何处。

上个世纪,采用市场经济模式的欧美各国与实行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苏联和中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与经济冲突,我们称之为“冷战”,其实这个词并不确切。

美国奉行这样的理想:只要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所成就,任何人都可以无拘无束地生活,个人的自由远比集体利益更加重要。

而社会主义阵营则认为,经济平等是健康社会的核心,应当未雨绸缪,预先采取措施来保证经济上的相对平等。

我在美国长大,我们都相信这里会有公平的经济环境,相信只要途径正当,能者多得天经地义。

然而,我们想当然的事情并非现实。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对劳工的剥削、对童工的欺凌已在十九世纪晚期成为常规之事,甚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些乱象都没有停止。

尽管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还是在不断令美国倍感压力,被迫在条件严重受限的情况下完善体制、容许社会更为公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国内革命一触即发,人们不得不针对劳工问题采取行动 — — 若非如此,这些问题将永远无人重视。

我们或许并未感觉到这种压力,但正是它使得最低工资等民生福利成为可能。

当时,CEO们的工资有上限,富人税税率上升到了90%,亿万富翁不见踪影,离岸天堂也无迹可寻 — — 并非因为富豪良知未泯,而是由于国家受压力所迫。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逐渐向商业化迈进,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日趋缓和,美国便慢慢地重新拾起它曾奉为至宝、残酷无情的市场经济,工人再次变成了消耗品。这一次,自动化科技、无人机和机器人令美国社会成为了更加冰冷血腥的试验场。

然而,气候变化等缓慢发生却又真正严峻的问题却无人关注。我们沉迷于电子邮件和脸书,根本无暇顾及。

我们曾经奉行的法则早已消逝,一个表面光鲜、内里凶残的全新世界已然崛起,我们却无知无觉。

最后,我想说,除非着手建立崭新的文化与制度,让与黑暗势力对抗、维护普通民众利益的力量有所依附,否则美国的“全民基本收入”便毫无意义。这才是终极问题之所在。而汇成这股力量的,必须是你,是我,是我们,而不是专家和政客,更不是生产操纵无人机与机器人的各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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